《姊姊妹妹和紫藤》紀錄片

今朝通告10點上環，對於剛開完通宵的我，簡直是「捉蟲」的早鳥，不過「戲碼」是Grace的第一次，當然奉陪到底！「珍珠都無咁真」，戲內戲外都是第一次，是Grace第一次做戲，戲中又是第一次接客！

第一場第一鏡是Grace拆安全套，準備幫客人戴，劇情需要，Grace要雞手鴨腳，不過實情她也是如此，並非扮純情，而是那種套的撕口不太明顯，而近視的Grace又要放長手就鏡頭。鏡頭外，Grace大叫﹕「喂，可唔可以用較剪剪開先呀？」導演馬上回應﹕「剪乜啫！就係要影你點開。」

「好戲」在後頭﹕Grace邊拆要邊唸對白，她很緊張，完全不是我們以前在六四吧見慣摸住酒杯底吹水吹到暈的她。作為過來人(個個工作人員都客串過)，我說第一次第一take通常如此。

對手許迪鏘好淡定，導演笑稱他有望競逐最佳男配角，還打趣說﹕「你咁自然梗係去慣去熟。」平心而論，許的角色只是聲之演出，反觀Grace，因為有動作，有對白，難度較大。

導演覺得Grace未夠放，但這場主要道具──套套已經用光。這次「考試」完畢，Grace喃喃地說﹕「上一次做戲已經是12年前，影後，扮姑娘。」Grace做吧前是護士，上次應該難不到她。

── 江瓊珠

今天的拍攝通告是晚上七時正。地點是紫藤辦公室。六時三十分，我和美指阿高已經到了現場。正在打點之際，攝影師勞特立來電：「我會準時到達。不過有一個壞消息，演員Cally有點不舒服。
在情在理，聽聞人家不舒服，應該溫柔問候。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，任由死空氣牢牢貼著電話機。向來慢條斯理的勞特立才又入錯拍的續說：「不過，你不用擔心，演員會跟我一起準時到達。」

真是要了我的命。大概我剛才石頭般的沉默，骨子裡是一種無聲的對抗罷。演員病了——這是記錄片開拍以來的惡咒。即使是聽著，身心都像被針刺一樣，驚恐得幾乎要暈倒過去。

天氣不穏定，我們的演員，陸續病倒，足足一個月不能開戲，嚇得我以為電影會中途死亡。

業餘拍片，要諸般協調和遷就。勞特立要上班，製片靄君要找工作；演員要上學；又要督促子女功課等等，好不容易才排出一個期。還以為12月假期多，開它兩三天戲也沒問題。誰知開戲前一天，演員一紅的丈夫來電告知演員大感冒，連聲音也開不了。難題當前，我的同情心不知鑽到哪個角落，竟然反問：「真的不能來嗎？」演員的丈夫委婉又委屈的支吾其詞。跟病人討價還價，似乎很不道德。但可以怎樣妥協呢？這麼漫長的一個攝製計劃，已經沒有一氣呵成的勢頭，連有規律的緩慢節奏也保不住，實在令人焦慮。況且，大家已推掉了聖誕約會，做足心理準備要開戲。突然來一個出其不意的變奏，要接受也需要點時間吧。

平伏下來，萬不情願逐一通知各工作人員。當下才知道取銷一次通告原來牽連甚廣。首先是借了阿姐的場，要通知紫藤再由紫藤通知阿姐。阿姐因為借場給我們，抽起了當天的營業廣告，紫藤的Elaine苦口婆心：「喂下次唔好啦。」然後通知製片通知所有機工和後勤。為了這組戲，靄君的事前準備工夫，細微而煩瑣，她接到消息時，正在收音師阿Kidd家中，兩個人，像被人從睡夢中掉到荒野去，坐在梳化上，惘惘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後來靄君告訴我：「組織一次拍攝是那麼艱難，要電話電郵來來回回數十次；要取銷它，原來只是幾秒鐘的決定。」說得有點像原子彈爆炸。語氣中的失落，直情說到我的心底去。我與靄君相距24歲，立身處世，觀人對事，有極大差異，只有這一次，我和她的心理狀態是絕無縫罅的貼近。

摧毀容易建設難。人算不如天算。我不是要怪責演員免疫系統不夠強大。只是心有不甘。一個月才只有這麼一兩次檔期，我們就敗給了流感，毫無反擊餘地。想著想著，老大不服氣，拿起電話劈頭就跟勞特立研究：「查實是不是應該有兩組演員？」還沒說完就立即後悔，巴不得馬上告解贖罪，我怕有朝一日大家會以牙還牙。是的，我很緊張拍攝進度，但到底是血肉之軀，或許有一天，病倒的是我。然後在病榻上聽到一眾演員和攝製隊悄悄說：「查實是不是應該有兩個導演？」（兼且是真心的高興）或許就是這個時候，才明白這種說法的無情無義。仝人製作，除了感情，沒有什麼優點，不得不珍惜。

任誰都說，拍片需要耐性。等，大家要耐性地等。演員等伯樂，導演等資金，老闆等市場。不能咬緊牙筋就注定出局，是另外一種「殘酷一叮」。我們算幸運，只是等演員康復。我性急，更加應該接受磨練和考驗，乖乖地等。12月有兩次拍攝，一紅體弱，沒話好說；紫藤的嚴月蓮，從來都是雄斗斗氣昂昂，我克制地等待她的演出。通告前一天，阿嚴又患了大感冒，我在電話裡頭如常無情地試探：「真的不能來嗎？」她沒一紅丈夫那般和善，一句「冇你咁好氣」就掛斷了線。我像被人刮了一巴掌，刺刺熱熱，那種無端的虛空感，只有我自己明白。

一次兩次，不算打擊。第三次，就不能阿Ｑ地否認。說到這裡，你大概會原諒我為什麼以鋼鐵般的冷漠對待演員Cally的感冒了罷？真的，我不願意取消拍攝。每一次通告，都發得不容易。有人已經約定我們搞劇照展覽搞觀摩試映。根本沒有時間再排期等演員。

謝謝Cally。她以少許頑強的意志撐下來，給與我最實在的安慰。聽著她的聲線從一度鼻塞升到五度，心想：陪同她來的男友一定暗暗咒罵我。還好，我喜歡鼻音。聲音都是一種演出。我們這套記錄片，多的是聲音演員。因勢順道，有一場戲，我叫她索性掛上口罩演出。製片阿旋問有什麼意義。臨場的即興，有時給電影帶來小趣味，不是每個鏡頭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。

帶病演出，精神難以集中。最後一場戲，Cally試了九take。演員沾寒沾凍兼頭痛，腦袋愈來愈不受控制，我感恩收貨。倒是勞特立很有期望，要求再來一take。前前後後十次，非常圓滿的一個收場。不知演員回去後病了多少天，我倒是有些許受感染，頭微微發痛。勞特立說他眼睛有點乾澀。我又開始擔心下一次拍攝。

Cally這個角色，演的是一個曾經跌倒，又站起來的阿姐，智慧而勇敢。長長的自白中有這麼一句：「要有強而有力的意志……輸了，睡一覺，再起來。」那個晚上，半睡半醒躺在床上，耳畔竟不時縈繞著這句說話：要有強而有力的意志……

──江瓊珠

開戲當初，大家少不免對拍攝生活有浪漫的期盼。製片靄君曾經滿有計劃的說：“每次拍攝完畢，應該一起吃感恩晚餐。是的，一場戲，不管是長是短是大是小，能夠順利完成，並非必然。紀錄片開拍至今半年有多，我們還沒好好地吃過一頓感恩晚餐。拍攝，除了牽涉活生生的人物，相互為大家增添惆悵和快樂外，還有一大堆安靜但如影隨形的機器需要打點。收音咪，是向器材公司租回來的，用後要趕著交還；燈和燈架，既佔地方又笨重，不可能帶著上酒樓食肆。是這樣，每逢拍攝結束，大家總是匆匆忙忙各自上路。交咪的交咪，搬燈的搬燈，還路軌的還路軌……

拍電影無疑是創造活動，只是創意未體現前，先要付出的是體力。因為資源所限，一切搬抬運送，能夠使用交通工具的話，就盡量不叫車。有趟我從香港仔帶著燈箱和燈架上隧巴，已經有人幫忙了，還是上得很牽強，於是禮貌地請司機多開一扇門，司機老大不願意，我登時很惱火，心頭湧現一陣被迫害的翳悶，站在車頭，就跟司機理論，車上的乖客大概都聽得見吧，我就是不怕尷尬不顧身世……拖著一箱行李在鬧市穿行，原來是沒條件講儀態的。

又有一回我們在北角春秧街一幢大廈開戲。真不好彩，雙數樓層的電梯壞了，我們要帶著所有機器從單數樓層走下去，其後發覺摸錯地址，又要再走一層。如是者，收音師，攝影師和我一步一步，走在異味離奇的後樓梯。果屑、飯渣、報紙、膠袋、鐵罐……從爆滿的垃圾桶掉到地上，好不容易才能避過。

不知來到那一層樓，竟還有糞便之類的物體，要尋找適當的落腳點還得有點技巧。這個時候，攝影師竟然說：「希望這是狗糞而不是人糞。」意願善良而美好，大家唯諾附和，穿出防煙門後，我才想，這又有什麼分別呢？一樣是屎。我們這位攝影師向來有含蓄的幽默。想不到在非常之際，還發揮了意大利喜劇小演員的韻味。我身為導演，憂患意識比較重，不住擔心其實早已有人中招。

跨越重重障礙，狼狽地卸下機器時，發覺製片和演員以非常優雅的姿勢從另一道樓梯走出來。原來我們錯走了垃圾通道。於是我不得不懷疑但凡負責搬運的人，不期然會生起博取同情而自我悲劇化的傾向。面前有兩條路，一條直接一條迂迴，他們偏要選難行的。

看著走廊雜亂的機器和道具，我覺得很威風，那是大家一手一腳抬上來的。於是著硬照攝影師盧玉瑩取一個景。照片交來了，卻看不見這個盛大場面──都說那些搬抬的，有自我放大的慾望。

真的，每次我們搬得氣嘍氣喘時，攝影師總是說：「應該要把這樣悲慘處境攝入鏡頭罷。」他說歸他說，至今為止，還沒有任何一位硬照攝影師覺得這是一道風景，一組鏡頭，多麼令搬運組失望。